中国民营医疗的窜长与混沌丨多肽链对话李定纲-一点财经

在外资与本土资本交替喂食中,催生了数字惊人的民营医院大军。但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变绝不能仅依靠这些数字得出结论。

本文为《多肽链》独家专访原创

采访丨严睿

作者丨毛豆豆

中国现代医学最早能追溯到1835年的“新豆横医院”的眼科医院,即今天的广州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(孙逸仙纪念医院)。

那之后,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,并从此主导中国的私立医院体系,而1921年国立上海中山医院的建立也启动了对公立医院体系的主导,两大阵营江山平分,竞争共存。

1951年,中国医疗大改制,从而将教会医院、外资医院、国内私人投资医院等全部非公医疗机构收编归队。

1956年的公私合营大潮中,中医诊所又被并表改制。中国医疗经过“一刀切”后进入公立一家独大的单一体制内时代。

在公立体制中,事关生命健康的医疗事业,且要确保百姓大众最低水平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,李定纲称之为“免费的工作餐”,身处其中的从业者们都在埋头苦干,鲜有思考。

随时代车轮向前滚动,人们的刚性需求被层层细分,孩子、老人要的不同,白领、蓝领也有差异。

这些差异正从餐饮、商品等各个维度转换成机遇,并被不断满足和完善,医疗需求亦是如此。

只是在中国,经历过近70年的断代之痛,医疗改制迟到了太久,以致传统思维与惯性行为早已根深蒂固,欲行改变,实在举步维艰。

此时,孕育百年的医疗在海外已是成熟的现代化产业,有着科技含量高、人才要求高、资金投入高等“多高”要求,但在中国,改变仅为开头起势。

 

两难:土豪式投资与模糊的估值

再从单一的公立体制向民营的多元化发展进程,国内的资本也在摸索门道,但相较外资,似乎不得其法。

在李定纲看来“没有特别之处”的外资之所以能投出和睦家医院这样的案例,并非其本身独具慧眼,抢得先机是外资从心动到行动的第一优势。

中国医疗产业的进化落后于经济水平的提升,在中产阶层急剧增长、富豪加速变身的时代,仍处于低水平保障阶段的中国医疗已无法满足这一巨大人群的需求,他们只能远渡重洋寻求医疗服务。

这不仅让大批医疗资金外流,也给了驻扎在中国的外资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。

本能地认识到人是医疗投资的第一要素是外资的又一个优势。李定纲说:“他们看得明白,国际品牌的医疗设备硬件谁都能买,一个农民工拿着华为手机,跟一个总裁拿着华为手机,他们得到的服务和品质是一样的。”

反观本土资本,惯有套路是“收购医院、打包整合”,购入先进设备是第一要务,混乱中流失了宝贵的医护人员他们却无暇顾及,再耗巨资返聘退休高龄主任、专家“坐镇”。这被李定纲称为“土豪式投资”。

“美国用的是30岁、40岁的年轻代医生,所以他们的医疗能不断创新,但中国用的是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专家,廉颇老矣,巅峰已过,基本斗志全无。而在中国医学界,真正的专家其实不多,只是有职称的专家不少。”

“真假专家”的业界现状直接导致本土资本在观念落后之外,估值时还受条件制约。

单从看人来说,国外的估值依据是医生完整的数据库,工作年限、忠实客户病人、医疗差错、保险索赔、医疗官司等等都囊括其中。

而国内的估值还局限在传统的硬件折旧、损益表等财务数据,看人则是论文、学位、职称等一系列头衔。

无论是物色医生还是选择医院管理者,资本最需要看而看不到的是临床实践经验。

“土豪们真的不懂人是第一要素,大多对医疗专家人才的价值判断进入了误区。”李定纲说道。

但就是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,在这样的外资与本土资本交替喂食中,催生了一支数字惊人的民营大军。

 

进阶:跳出思维洼地与价值困惑

2014年至今,中国民营医院数量一直保持着10%以上的增长速度,到2018年底正式突破2000家,几乎是公立医院数量的两倍。但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变绝不能仅依靠这些数字得出结论。

“得有一半要转手”,李定纲笃定道。他认为到目前为止,但凡是由体制内走出的院长或副院长负责经营的民营医院,没有一家是“像样的”。

“从三甲出来的民营院长大都水土不服,一个退休想挣钱的人,能有进取心?有创业激情?还是有探索精神?或者会创新模式?什么都没有,但这种民营医院比比皆是,不倒闭已经不错了。土豪们是在为时代交学费,焦虑无奈,但等行业成熟。”

中国的院长人才极其匮乏,体制内工作与成长的经历,让医生一味关注技术,本业之外对投资、运营全无涉及。

“太专限制了他们,基因断代影响了他们,让医生的观念停留在洼地,导致他们的价值也深陷洼地。”

李定纲说,过去几十年,国人渐渐看懂了金融、看懂了房地产,甚至看懂了物联网+,人才扎堆涌入,各行各业供大于求,但到了医疗行业,几乎没有人能应下来一个院长的职位。

现在的民营医院数量占优,从投资到追加投资再到参股,一样有大把的人在涌入,李定纲担心的是人才建构和体系建构——技术要相互衔接,彼此交叉,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才能传承。

“没有人才,没有一个功能高效的体系,一切都是空的”,他认为民营医院正面临生命进阶周期,“五年一个坎儿,挺不过基本就算死了”。

李定纲说:“中国不能老处在莆田系时代,医学进步不能指着‘莆田农民’,他们真要是成功了,那也只能是李自成式的成功,几十天的王朝,不会久远。”

有一群真正的专家率先觉醒跳出体制做民营医院、成立医生集团,这是中国医疗产业走向复苏的起点。

陆道培医院、三博脑科医院、广州复大医院等一批肿瘤专科医院正是如此,他们最早出头,不仅熬过了五年艰难期,还培养了自己的院长人才。

下一个行业范本要出现在更新的医生集团形态中。

 

欠缺:医疗集团的引领作用与视野局限

面对各种医疗需求,笼络了大批医疗人才的公立体系已经在超负荷运转。

医疗队伍呈金字塔结构,而医疗服务需求方也呈金字塔机构,但两者体量相差巨大。医疗金字塔的基层处于大病看不了、小病看不好的“一般对付阶段”,腰部是最容易发光的大三甲,顶部则是不容易找到的解决疑难病症的顶级专家人才。

需求方的现状是基础小病症和顶层疑难病都在涌向医疗腰部。观“香火”、挤“大庙”是一般人群的唯一选择。

释放医生生产力、将稀缺医生资源下沉,是医集团这一新模式要着重解决的医疗痛点,专科产业建设的引领效应将是着眼点。

学科要发展必须先打破体制的僵化,再通过技术和平台将学科成果做产业转化。

在某一学科中有建树的人是有技术推动力的,而相比公立医院,嫁接互联网+的医生集团有客源、有客流、有信息流,还具备市场化,是更适合的学科发展转化平台。

“在引领过程中,会创造出中国模式。”在李定纲看来,医生集团在与互联网+、人工智能做好对接之后,或许能在大三甲之外新建人群聚集的区域中心

“当公立医院没有能满足某些特种患者的技术和人才时,患者可以通过医生集团跨区域寻找优质医疗资源,重新匹配供需。”

当前的区域医疗由政府覆盖与管控,仅限于医保范围内的低端保障,效率有待提高。

而在区域落地高端、先进的医疗服务是医生集团的机会,互联网提供了凝聚客流的便利。只是大部分医生集团还在依靠第三方机构获得流量,互联网建设滞后。

集团本身知识结构还不够完整,未来发展慢,将取决于它对现代新技术、新知识体系的理解深度和高度。

李定纲对医生集团的希冀是“有国际视野”,他说:“中国的医疗市场还没出现成批的互联网运营高手,如果出现了,体制牢笼一定将被彻底冲破,医生生产力将得到更大解放,他们也就有了可谈判的自身价值。”

需要正视的是,医者作为医疗产业的核心,但在管状思维之下难有自我突破。固守成规一旦养成本性后,整个行业人群将惰性生存。

放眼观,当今中国相对于印度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国而言,鲜有走出国门的国际医生。

而在中国今天百业兴旺,各行各业均已融入世界之时,中国医疗与中国医生却远隔在世界的大门之外,望洋兴叹,情何以堪?

旧制亟待改变,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倒逼下,先行者也只能从模式入手,点燃星火,艰难前行,蓄势燎原。